引言
如今，为青少年提供高品质的科普资源，让他们养成热爱科学的习惯，从而为国家储备人才，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许许多多的科普载体中，科普书籍、报纸杂志以及电子媒体上发表的科普文章，或许是最为常见的形式。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接受习惯的改变，传统的纸质科普读物应该如何面对挑战？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又能给科普人哪些全新的施展空间？
在这篇报道里，我们撷取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案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拉近科普人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并将充满趣味和活力的精彩内容提供给小读者们。我们希望这篇抛砖引玉式的报道，能够带给有志于青少年科普创作的同仁些许启迪。
回望辉煌成就，着眼全新时代
曾经获得19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创建了巴黎发现宫的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让·巴蒂斯特·佩兰，对科普带给青少年成长的作用，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出身贫寒而且只受过很少基础教育的迈克尔·法拉第，能够上演从书籍装订工人成长为一国物理泰斗的人生奇迹，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学徒时，在工作岗位上读到百科全书中关于电学的文章这一机缘巧合性质的事件。因此，如果能激活青少年心中热爱科学的“种子”，便有可能让他们拥有持续、主动学习的动力，以此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
虽然佩兰的这一番话，主要是针对科学中心式科技馆和其中的科学实验演示，但它反映出来的原理，对青少年科普读物也同样适用。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科普书籍和报纸杂志，是更为常见而且易于随身携带的科普载体。它们提供的高水平科普资源，对青少年的启迪作用也显而易见。
从现代意义上的科普观念引入中国以来，诞生了大量出色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作品，其中一些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杰作。早在1920年，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就刊载了中国第一篇以现代汉语写作的科学童话《小雨点》，以自然界的水循环为原型，通过“小雨点”的行踪介绍相关知识，也传播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更早的时候，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介到国内（基于日语译本翻译成汉语并编辑为章回体）的工作，甚至也可以被视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创作。
当时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许许多多优秀的国外青少年科普作品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比如，法国昆虫学家《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的另一部代表作《科学的故事》，就从动物、元素、宇宙、大地、物理等方面，演绎出宇宙万物的奥秘，令当年有幸读到的青少年颇为着迷。中国人原创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在1956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青少年良好的可塑性，使面向他们的科普作品成为“储备未来”之选。因此，青少年科普作品被创作者和出版单位高度重视，除了高水平的译介作品，比如当时的苏联科普作家雅·别莱科曼的《趣味物理学》等，许多中国本土作者的佳作也得以涌现。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问答式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到2017年已经发行过六个版本，成为几代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科普品牌。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同样带来了青少年科普创作的“黄金时代”。从传统的介绍科技知识和科技史的读物，到寓教于乐的科学童话和青少年科幻小说，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拥有了非常丰富的选择。
融知识于剧情，呼唤科学故事
不过，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以讲故事的方式寓教于乐的科普作品，相比于直接介绍科技知识的作品，都显然更容易被青少年，特别是更为低龄的儿童读者接受。以高明的笔法融知识于剧情，往往会产生令人惊叹的佳作。
从1920年《小雨点》的成功开始，科学童话在中国青少年科普领域中的地位便引人注目。1936—1937年，中国微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的代表作之一，科学童话《菌儿自传》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抹亮色。这部作品用生动的笔调描绘了细菌与人类千丝万缕的联系：细菌可能导致疾病；一些细菌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与人类建立了长久的共生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科学童话的创作更为旺盛。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曾经被改编为电视动画的《黑猫警长》，包含了在20世纪80年代尚属新潮的反恐、科学探案、环保等元素，而且巧妙地将动物自身的习性特点，与科学取证、环境保护等内容有机结合，因而成为一部看过之后引人深思的名作。
运用侦探斗智元素进行数学科普的“爱克斯探长”系列，则将不少数学趣题融入故事情节当中。在欧美和古代中国，数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积累了大量自带剧情属性的数学趣题，比如《张丘建算经》里的“百鸡问题”和欧洲的“七桥问题”“军官方阵问题”等。而在“爱克斯探长”系列科学童话里，一些著名的趣题被赋予了新的解读：各路犯罪集团凭借数学知识阻挠破案或者掩盖罪行；精通数学的爱克斯探长则与另一些爱好数学的正义之士，拆穿一个个“局”，迫使犯罪头目伏法。
这些斗智斗勇的桥段背后，是各种有趣的数学知识。一头被犯罪集团用来拦路的机械熊，破解其控制密码需要用到相亲数的知识（两个数除本身之外的因数之和等于对方则构成相亲数，这段故事中选用的是1184和1210，而这一对相亲数被人类发现的过程也有故事）；杀手集团会用毒酒“布阵”，排成环状的酒杯里只有某一杯无毒或者有毒，想要推算出来就需要用到解决“约瑟夫环”问题的技巧；犯罪团伙发生内讧会以中国象棋的“跳马”来赌命，而这个棋子在给定的步数里，其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原点……这些引人入胜的趣题，帮助许许多多少年读者完成了数学启蒙。
当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活跃的科学童话作者逐渐老去，中国的科学童話创作在业界看来暂时走进了低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酷蚁安特儿”系列成为畅销之作。这些以蚂蚁为主角的作品，为新一代读者展示了蚂蚁作为社会性昆虫的神奇。而另一些科学童话领域的新人，或许也正在积聚力量。
相比于更强调创意、文学性也更强的科学童话，讲述科技领域的历史故事，也不失为一种吸引青少年读者的科普形式。但想要讲好关于探索和创新的故事，甚至将一些轶闻做出“高清历史”的效果，同样并不容易。以幽默的笔调讲解科学的英国科普丛书“可怕的科学”系列，就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案例。
如果翻开内页，我们就会发现，《可怕的科学》事实上并不可怕，反而是一套以“可爱”为卖点、畅销全世界的大型青少年科普读物。自2004年进入中国后，这套书就凭借风趣幽默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耸人听闻”的题目，吸引了大批的科普爱好者，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可怕的科学》甚至威胁到了《十万个为什么》在国内科普读物方面的王者地位。
《可怕的科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于它把对科学的探索过程，以恐怖悬念、喜剧冒险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说，它不仅会讲故事，还采用了青少年喜爱的幽默搞笑甚至是无厘头的方式，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科普写作手法。
举例而言，作者在介绍查尔斯·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进行环球考察的时候这样写道：“时间是1835年，达尔文在‘贝格尔’号的船舱里惬意地打着饱嗝，斜靠在椅子上，正从牙缝里剔出一小块乌龟肉。‘真是一顿美餐，船长。’他说，‘但我更希望能把大龟活着带回家。’”
这个恶搞一般的小故事，却反映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受制于环球考察搭乘的“贝格尔号”的货舱容量，达尔文和船员们不得不吃掉了所有的加拉帕戈斯巨龟活体标本。以至于达尔文后来写作《物种起源》的时候，曾经猜想来自不同岛屿的巨龟亚种可能有微小的差别，却苦于“吃掉了证据”而无法验证。这种在“正统”的科普书籍中很少被提及的轶闻，让严肃的科普变得“可爱”起来，也值得中国的青少年科普读物作者加以借鉴。
着眼少年科幻，激发瑰丽幻想
不过，想要讲出鲜活的科学故事，并不只有从历史中取材和写作科学童话这两条路。相比于科学童话，面向青少年的科幻小说，有可能容纳更为丰满、复杂的故事，同时介绍科技知识乃至运用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特质，使科幻小说有可能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激发青少年读者的瑰丽幻想。
“在19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的人士将伊曼努尔·康德的作品收藏在书架中，并以阅读它们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一位出版界人士介绍说：“随着中国人科学素质的逐渐提高，阅读科普佳作会在未来成为一种时尚，而这其中也当然包括了科幻名著。我们知道，科普书姓‘科’名‘普’，因此科普书籍写作首先要保证科学性和真实性，其次便是趣味性和故事性。想要实现这种微妙的平衡，鼓励科幻小说的出版，是一条可取的道路。”
1903年，正在日本读书的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他在译本序言中这样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这段100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向中国人揭示了一条传播科学的新路：科普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直接讲述科学原理的文章，而可以借助科幻小说来完成。时至今日，凡尔纳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海底两万里》《机器岛》《从地球到月球》，仍然被认为是值得青少年阅读的经典名著。
中国本土的科幻创作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1978年，叶永烈畅想未来中国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这本书总发行量达到约300万册，成为难以超越的畅销奇迹。而在最近几年里，中国的科幻创作和科幻市场迎来了又一次爆发。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力作“地球往事”三部曲（又称“‘三体’三部曲”）当中，对人类前途和命运进行的思考，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刘慈欣在2015年获得世界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地球往事”三部曲再度掀起热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地球往事”三部曲之后，中国的长篇科幻小说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会，而刘慈欣在2017年春天再次得到雨果奖提名的消息，似乎暗示了这个繁荣期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有志创作面向青少年的科幻小说的人士来说，这同样是珍贵的机会。
不同于通常需要平铺直叙地讲述科学知识的传统科普书籍，科幻文学作品的风格，比如科技知识的含量和情节的可读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作者自由发挥。或者说，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情节中适时穿插科学知识，并将科学精神巧妙地隐藏其间，以确保科学性和趣味性的平衡。在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书籍之外，繁荣的科幻作品，已经成为吸引青少年走进科学的另一重精神食粮。不仅如此，出色的青少年科幻作品还往往带有励志色彩，比如近年来一些以少女英雄为主角的青少年科幻作品，就有可能激励女孩更为勇敢和独立，运用智慧和勇气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高水平的科幻评论作品，也超越了铁杆科幻迷这个相对小众的群体，成为众多只想粗略了解科幻的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从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的杂志《科幻立方》的读者群组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科幻立方》的执行主编成全介绍说，虽然每一期《科幻立方》都颇为厚实，看起来是写给狂热爱好科幻的成年人的读物，但青少年其实是它重要的受众群体。《科幻立方》每一期的专题内容，都聚焦于一个系列或者某种类型的科幻，乃至某些科幻作品中共有的元素，因此，可以在介绍科幻名作的同时，讲出这些作品背后的科技知识。这样的写作手法成为它的魅力所在。
“比如说，我们知道，至少一部分美国漫画里的超级英雄形象带有科幻色彩，其战斗力的源泉或者弱点与科技有关。此外，一些超级英雄或者他们主要敌手的身份是地外的智慧种族，掌握着远远超过人类的技术，这也同样属于科幻的范畴。所以，在漫画书里和漫画改编影视作品当中，超级英雄和反派们酷炫的打斗背后，其实有大量科技知识作为支撑。”成全说，“因此，《科幻立方》曾经策划过关于超级英雄的专题，解读在这些超级英雄背后支撑他们的科技力量，这一期内容便受到很多中学生的欢迎。一些高中生甚至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刊物中的内容不仅解决了超级英雄题材电影带给他们的困惑，也让他们学到了不少与学校课程相关的科技知识。”
引入全新技术，互动激活纸媒
如果说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吸引青少年读者的科普作品仍然是一种偏向传统的方法，那么个人电脑和随后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则为科普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无论是运用电子载体对作品进行更多样化、更广泛的传播，还是将新技术与传统的纸质科普媒介结合起来赋予纸媒以新的活力，在這个信息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都已不难实现。
打开手机或iPad等平板电脑上的专用手机软件（APP），再仔细翻阅整本杂志，找到一幅带有“AR”标志的图片进行扫描，移动智能设备的屏幕上，便会出现一个可以活动而且与所在文章相关的立体角色。接下来，你还可以用手在屏幕上的特定位置点击或是滑动，以驱动这个角色完成一些指定的动作。这项在读者，特别是小读者当中评价颇高的“彩蛋”，便是《我们爱科学》杂志引入的AR（增强现实）技术。
近年来，随着运算速度的提升，使芯片能够承载起更大、更复杂的3D模型，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AR技术，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这项技术被引入一些科普展馆，用来向观众介绍一些传统展示手段难以表现的内容，比如一颗正在跳动中的心脏。此后，随着移动设备搭载的芯片也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功能（iPhone 4的运算能力已经相当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军用超级电脑），以及高速度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AR技术也在最近几年里得以和纸媒“联姻”，为读者营造出存在于纸张之外的全新阅读体验。
在《我们爱科学》的编辑部里，编辑拿出一期刊物，演示了AR技术应用的实例：将摄像头对准这一期带有“AR”标志的一张柯基犬图片进行扫描，一只活灵活现的卡通柯基犬便呈现在屏幕上。然后，点击屏幕上的相关按钮，就可以让柯基犬找到自己的食盆并且开始食用狗粮；如果用手指点击狗的身体，或者在屏幕上按照指定的路线滑动，就可以指挥这条虚拟的宠物狗完成下蹲、吠叫、翻滚等动作。
主编毛红强介绍说：“作为纸质媒体，《我们爱科学》以往能展示给读者的，只是平面的信息；但作为面向少年群体的科普刊物，《我们爱科学》又希望读者能对文章要传递的内容有感性的认识。如同AR技术的中文名称‘增强现实技术’所反映的那样，AR技术提供了一种在纸媒内容基础上‘增强现实’的可能性。相比于常常和AR技术并称的VR（虚拟现实）技术，AR技术的效果更好也更为简便易行，只需要普通的智能终端设备和相应的软件即可运行；而VR技术则需要专业的设备，方能营造出足够好的沉浸式效果。因此，《我们爱科学》更重视对AR技术的使用。当然，AR建模与传统的科普创作是平行进行的。或者说，为杂志写作稿件的作者，并不需要特别考虑AR技术的需要而对稿件进行调整；但如果作者可以为AR模型的制作提供一些建议，并准备相应的素材，显然可以让AR技术的展示效果更为出彩。”
不仅如此，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的性能迅速提升，AR技术使用的3D模型也可以被做得更为精致，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2017年4月，《我们爱科学》完成了对AR模块的升级。从这一期开始，3D模型不仅拥有了与之配套的语音解说，而且能与读者进行更多的互动游戏，从而使读者对文章想要表现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仅如此，杂志社还准备建立约30间线下的AR技术体验馆，以便让那些不便使用移动互联网的读者，也能在体验馆里感受到AR技术科普的乐趣。
促进平等对话，消弭“他者视角”
信息技术在近几年里带给科普创作的全新可能性，并非仅有AR技术与纸质载体的结合这一项。移动互联网和音频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让音频与图文内容的组合搭配，成为新媒体登载科普内容的潮流，而新的科普理念也随之诞生。对于面向青少年和儿童的科普创作来说，技术进步和理念演进成为新的科普形式得以诞生的土壤。
由智趣的知识分子（北京）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识分子公司）推出的付费科学教育产品“科学队长”，就反映出技术和理念两方面的进步，为科普带来改变的可能性。“科学队长”是一款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由国内一线科学家亲自播讲的少儿付费科学教育产品。家长们可以通过关注“科学队长”微信公众号，了解已经推出的一些科学节目。
“作为一家由三位科学家（饶毅、鲁白和谢宇）创立的科学媒体与科学教育企业，知识分子公司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儿童相对容易得到艺术或者文化类的培训资源，比如乐器、舞蹈的训练等，却鲜有与科学家直接对话的机会。或者说，我们可以很容易为儿童注入‘善’与‘美’，却不易为他们幼小的心灵注入‘真’。尽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追求真知的精神对人的成长也同样重要。”知识分子公司CEO助理丁灵平说，“‘科学队长’的优势与特色，便是选题贴近儿童生活，又由一线科学家亲自主讲，因而可以很好地在科学性和趣味性两方面取得平衡。”
“科学队长”最早推出的四档节目分别是《古生物学家还原恐龙世界》《天文学家讲述宇宙奥秘》《海洋生物学家探寻神秘大海》和《生物学家解读藏在动画片里的科学》，都属于儿童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此后陆续推出的《52天环游地球》《大脑特攻队》《动物生存秘籍》《北极探险队》等节目，也同样有利于儿童知识面的拓展。由一线科学家主讲，并由“科学队长”制作团队对趣味性进行严格把关的工作流程，则能够同时保证内容准确和语言鲜活，使小听众更容易听懂。
在节目风格被确定之后，“科学队长”音频节目也经过了数次迭代，以营造出更好的使用体验。比如，最开始上线的四档节目，考虑到儿童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太久，因此最初对音频时间长度的要求是不超过5分钟。但节目上线后，大多数儿童的家长纷纷反映“孩子没听够”，因而节目的内容也被不断扩充，直到如今的大约10分钟。音频的录制、剪辑和搭配节目的图片，也被改进得越发精良。
不过，“科学队长”采用邀请科学家亲自担当主讲人这种形式，其实更有一番深意。在丁灵平看来，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进步，为科普创作和传播消弭“他者视角”带来了意外的可能性。
“在中国传统的科普工作中，当一位专家创作一篇科普文章、一本科普书籍或者进行一场科普讲座的时候，他（她）势必处于一种‘一对多’的情境。因此，无论准备文本还是讲座，专家都会基于一个假想的‘他者视角’来工作，专家与受众也都因为接受了‘师生差异’，不易去考虑彼此间的交流互动。”丁灵平说，“但是现在，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一种营造虚拟的‘一对一’的可能性。当‘科学队长’的每一期节目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播放出来的时候，只要播放设备没有被连接到广播站或者音箱上，播讲节目的科学家与小听众之间就形成了虚拟的‘一对一’的交流。这种新的科普形式，会让收听节目的孩子在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变化，认为科学家正在或者至少有可能与自己平等交流。这就像欧美的成年人往往会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蹲下来，确保双方视线平齐一样，带给小听众的不仅有知识的增量，而且有被尊重的感觉。”
事实上，“科学队长”消弭“他者视角”的价值，已经通过很多发生在线下的事件显现出来。一些非常喜爱某一位科学家的小听众，会要求父母带自己来到科学家的工作单位登门拜访。而由知识分子公司组织的线下活动，比如由“科学队长”主讲人、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带领的“深度参观北京天文馆”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小听众报名。
如今，知识分子公司正在运用“科学队长”的内容，减少特大城市与偏远地区之间的信息与资源鸿沟。对于很多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一生也不会见到一位大学教授。因此，知识分子公司通过一些公益活动，将“科学队长”的试听卡送到偏远地区。当这些优质内容在校园广播站播出的时候，便有可能激活孩子们心中对科学的向往，并且带给他们“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
新锐亲子活动，亲临科普一线
当然，音频节目与新媒体传播技巧的配合，并非消弭“他者视角”的唯一途径。对于年纪稍长一些的青少年群体来说，来自同龄人的科普作品，有时候会让他们更感亲切。北京科技报社在2016年启动的科学小记者活动，就致力于为青少年提供亲临科普一线的机会，并且使他们的科普作品（科技新闻报道）可以通过新媒体和纸媒发表，被更多的同龄人看到。
如果回望科学小记者每一次活动的流程，我们可以领略到新媒体传播、亲子互动、科技新闻等多种元素彼此“接驳”所迸发的能量。北京科技报社活动部科学小记者活动负责人刘娜介绍说，科学小记者是一项带有亲子元素的科普活动，也就是说，青少年与他们的家长会一起完成活动的各个环节。比如，青少年接受训练和前往科普基地、科技企业等采访地“工作”的时候，家长需要陪同并观察整个活动环节；在青少年写成文稿之后，家长需要帮助校对，检查是否有错别字或者文法错误。这些环节的设计，并不是要扼杀小记者们的自理能力和认真态度，而是要创造一种青少年与家长讨论科学话题和科普技巧的氛围，最终达到“小手拉大手”的效果，使成年人也因为晚辈的热情而关注科技进展和科学话题。
因此，早在报名阶段，北京科技报社就会根据小记者和家长的业余时间安排情况，以及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兴趣和以往的科学写作经历（是否做过科研论文或者科技创新研究）等因素，确定可以参加活动的人选。然后，报社会安排员工对小记者们进行科普写作、新闻采访、沟通技巧、科学思维和礼仪等方面的训练，继而联系中粮智慧农场等高水平的科普基地，以及青少年们平时难以前往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探访前沿科技带给生产和生活的改变。而在成稿之后，北京科技报社的微信公众号“科学加”和科普APP“科学加”，便成为这些青少年科普作品的发表平台。一些优秀的作品，甚至会被发表在北京科技报社的纸质刊物《科技生活》周刊上。
当时间进入2017年春天，科学小记者活动进行了一次“升级”。按照报社对新一年活动的规划，小记者的招募范围会被扩大到河北省和天津市，采访对象也在京津冀这个更大的范围中选择。有幸参与这项活动的青少年，其视角势必会更为开阔。
“如今，‘京津冀一体化’已是一项重要国策。但对于这项政策的意义，特别是它可能带给科技界的变化，如果以成人视角进行解读，青少年可能不一定理解。”刘娜说，“但如果有一批掌握了科技新闻采编和科普写作能力，而且具有科学思维的青少年，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记录和见证这个‘大时代’，特别是其中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诸多小细节，并且用同龄人熟悉的语言加以详细解读，就有可能让更多青少年了解‘京津冀一体化’将会带給中国的改变。这便是我们精心策划科学小记者活动，并将它拓展到京津冀范围的意义所在。”
此外，北京科技报社也会通过华东、东北地区和山东省等地的办事处，设立科学小记者活动的分站，将目前已经成熟的活动机制加以推广。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这些地区的小记者不仅有可能采访当地的科普基地、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而且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远程参与到京津冀地区的活动之中，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