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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纸笔实验法，研究了小学儿童在不同决策规模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发展状况及决策趋向。实验结果表明：1. 不同决策规模情境对不同年级学生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不同。2. 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情境下，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3. 不同年级被试团体决策趋向不同，其中五年级学生更容易倾向团体决策。
〔关键词〕反事实思维；决策；决策规模；接近性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12）15-0014-04
一、引言
（一）反事实思维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思维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或内容并不都是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每个人都有过对已经发生的事件产生与事实相反的思维活动的经历，典型表现为：“如果当时……就会（不会）……”例如，“如果出门时带了伞，现在就不会淋雨了”“要是我当时考虑多一点的话，这次考试就能通过了”。这种在心理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未出现的结果的心理活动，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反事实思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它就发生在我们单独决策或者和他人共同完成作业的情境中，而单独决策或者和他人共同合作又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生活事件。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人们在这两种情境中反事实思维的特点，以促进突发事件之后，人们的心理尽快恢复健康，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教育、咨询等部门相关工作的开展。
以往有大量的研究考察了成人的反事实思维，国内也有少数学者对幼儿进行过考察（主要是学龄前儿童），结果发现四岁儿童就已经具备反事实思维推断能力。对处于小学阶段儿童的反事实思维进行考察，既可以承接起前人对幼儿（学龄前儿童）的反事实思维所作的研究，又能探讨出青少年儿童反事实思维的发展状况，对其学习和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反事实思维的类型
反事实思维一般以条件命题的形式来表征，包括前提（“如果出门时带了伞”）和结论（“现在就不会淋雨了”）两部分。其假设性就表现在前提和结论都与既定事实相反，但在心理上却获得了某种可能性。根据前提的性质，可以将反事实思维分成三种类型。1. 加法式（additive）。是一种在前提中添加上实际未曾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类型。例如，在“如果出门时带了伞现在就不会淋雨了”这一假设命题中，前提“出门时带了伞”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是在事后回想时加上去的。2. 减法式(subtractive)。它是在头脑中假定某个事件并未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新构建。例如，“要是我昨晚没有看电视的话，今天就不会迟到了”。3. 替代式( substitutional)。即假设在前提中发生的是另一个事件。例如，“如果昨晚睡觉而不看电视的话，今天就不会迟到了”。
Roese和Olson发现，产生任何反事实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结果的性质。正面事件通常引发减法式假设，如：“如果我出门时没有带伞，现在就会被雨淋了”（正面结果，现在没有被雨淋）；负面事件则多诱发出加法式假设，如：“如果出门时带了伞，现在就不会被雨淋了”（负面结果，现在被雨淋了）。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成功和失败有着不同的预期和需要。多数人都渴望成功而厌恶失败，倾向于把成功看成是个人有目的行动的结果，而把失败归因于未能正确地采取行动，所以在对事件进行假设否定时便会相应地排除或增加这种行动以验证自己的假设。
根据命题结论的性质，可以将反事实思维分成两种类型。1. 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也称为上行假设，是指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想象其假如满足某种条件，就可能出现比事实更好的结果。例如，“假如我再跑快一点，就能拿到金牌了”。2. 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也称为下行假设，是指假设一种可能比事实更坏的结果或更糟糕的情境。例如，“要是我再跑慢一点，恐怕连银牌都拿不到”。
上述两种分类方法并不完全独立，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某一具体反事实思维可以同时属于两种类型，例如，“如果测验时我再仔细一点，就能拿到满分了”这一命题，既属于上行假设，又属于加法式反事实思维。
（三）反事实思维的功能
情绪功能：反事实思维对人的很多心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情绪、态度、预期、因果判断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反事实思维的情绪功能，研究者对此探讨得较多，得出的结论也较一致：上行反事实思维多引发负面情绪，使人对未得到更好的结果感到后悔、内疚和自责；下行反事实思维则能使人意识到避免了可能更坏的结果，因而产生庆幸、满足等正面情绪。因此反事实思维也就有了调节情绪的功能。
准备功能：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主要通过因果推论机制来实现。不同类型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有所不同。一些相关研究发现，对学习成绩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与成绩的提高以及改进学习习惯的愿望有一定的联系。加法式比减法式反事实思维更有利于以后的成功。
反事实思维的研究至今已有20余年，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研究方法单一。反事实思维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的方法包括故事、跟踪调查法、实验法、自我报告法和影像法。其中用得最多的是故事法，而该方法受被试的动机、情感和移情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二是实验材料僵化。以往研究往往用经典的交通事故版本等作为实验材料，而这些材料所描述的事例太过极端、出乎意料，如车祸、枪杀等发生几率极低，这就使得被试在对此进行反事实思维时反应过度，不符合反事实思维的普遍性这一特点（反事实思维是很常见、很普通、每个人都经常经历的现象）。三是以往的研究只是对个人决策所导致的失败和意外等结果作了反事实的研究，而没有考察过由团体决策所导致的失败和意外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本实验将考察不同决策规模情境下（2人、4人、6人共同决策和1人单独决策）反事实思维的异同。四是以往的研究很少对儿童（小学生）进行反事实思维的发展性研究。本实验拟考察小学生的反事实思维发展情况，故选取了二、三、五年级学生为被试。
（四）研究假设
针对故事法的不足，本研究采用了实验法作为研究方法。实验任务是一般的测试作业（测试作业是无论学生还是社会各界工作者都会经常遇到的，贴近生活），以考察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并在两种情境下都纳入了与替代结果的接近性这一因素。主要有三个假设：1. 反事实思维受不同决策规模（单独决策和团体决策）的影响；本研究考察的决策规模为1人、2人、4人和6人团体；2. 反事实思维受与替代性结果的接近性（接近性高、接近性低）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反事实思维也有所发展变化，故预测不同年级学生的反事实思维有所不同；3. 不同年级与不同情境的交互作用对反事实思维影响显著。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某市小学生468人，其中二年级、三年级、五年级各156人（每个年级1人组、2人组、4人组各40人，6人组36人；男女人数相当，智力水平正常，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回收449份数据，回收率95.9%，有效数据418份，有效率89.3%。
（二）实验设计
被试间设计，3（不同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五年级）×4（决策规模：1人组、2人组、4人组、6人组）×2（接近程度：接近性高、接近性低）。
（三）实验材料
自编“反事实思维测试问卷”，用以测查被试得到第一部分成绩反馈后所引发的反事实思维类型及其强度。问卷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维度1，测查上行反事实思维；维度2，测查下行反事实思维。各4道题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法，在该项上的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该种反事实思维类型。自编“决策趋向测试问卷”，用以考察反事实思维对决策趋向（趋向团体决策、趋向个人决策）的影响。共两个维度：维度1，趋向团体决策；维度2，趋向个人决策。1人组1道题目，2人、4人、6人组各3道题目。问卷采用5点计分法，在该项上的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该种决策思维类型。
（四）实验任务
实验任务是征求一个方案，让被试在不同的决策规模下完成，即独立或与同伴一起完成。任务成绩是虚拟的，是根据实验设计而虚构的任务成绩（针对第一部分的实验任务），共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高分组（接近性高），一类为低分组（接近性低）。在每个年级、每种决策规模情境下，高分和低分的数量相同，随机分发给被试。如对高分组的反馈为：“你的得分情况：满分为100分。现在最高得分为95分，你得了94 分，距离最高分1分。”本任务材料的选取征询了小学语文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心理学专业的三位教授及十名大四学生的意见和评定，认为本任务材料具有较高的理论性与趣味性，适合二到五年级学生。
（五）实验程序
采用集体测试，纸笔实验。主试根据不同情境向被试说明实验过程（先完成第一部分的作业，然后教师马上对作业完成情况进行评分；教师将作业完成情况得分发放回去，在看完自己的得分后回到后面的选择题）和任务：1人组强调要“独立完成”，团体决策情境组则强调“要和同伴一起完成”；二、三年级学生的理解力相对五年级学生弱，实验者在实验前用通俗的语言向其解释，直到其明白为止。先发给被试实验材料的第一部分，5～10分钟后回收。被试原位休息10分钟，发给实验材料第二部分，5～10分钟后再回收。现场由班主任维持秩序，被试独立完成实验第二部分，秩序井然，没有怀疑所得到的任务反馈成绩是虚拟的。
三、结果与分析
使用spss10.0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一）不同情境下的上行、下行得分
表1 不同情境下反事实思维得分的方差分析
由表1可见，决策规模与不同年级的交互作用对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影响都很显著（P<0.001）。
（二）反事实思维与决策趋向的相关分析
在1人组情境下，对反事实思维类型与决策趋向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77（P＜0.01）。再将团体决策情境下反事实思维类型与决策趋向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团体决策情境下反事实思维与决策趋向的相关分析
注：**P＜0.01
由表2可知，和1人组情境相同的是，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和1人组情境不同的是，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
（三）全体趋向团体决策得分显著高于趋向个体决策
表3 不同水平上对趋向团体决策与趋向个人决策的配对七检验
由表3可见，不同情境下，即不同团体规模（2人组、4人组、6人组）的被试，不同年级（二、三、五年级）的被试，任务成绩接近性不同（接近性、接近性低）的被试，其趋向团体决策反事实思维的得分都显著高于趋向个人决策的反事实思维得分。即被试都表现出趋向团体决策的反事实思维。
（四）各年级趋向个体决策的得分的比较
不同年级对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决策趋向有显著的影响。表5列出了各年级趋向个体决策的得分的比较结果。
表4 不同年级学生趋向个体决策反事实思维分析（P值）
结合表3、表4，可见五年级被试趋向个体决策的得分显著低于二、三年级被试。
四、讨论
（一）基于不同决策规模对不同年级的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影响不同的讨论
Kray等人认为，在团队任务中，反事实思维通过增加对新异思想的鉴定与批评，能够提高团队决策的准确率并有助于团队的合作。
本研究发现对于二年级、五年级的被试而言，2人规模合作组更不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这可能是因为相对4人组和6人组而言，在5～10分钟的实验时间里，2人组成员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最充分的，各成员的意见和观点相对能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因而在2人决策规模成员看来，其任务完成情况更能代表两人的真实水平，更能代表其共同努力和付出。他们较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各方面因素都比较完善了，即使改变其中的某些因素，结果也不会比现实结果好到哪里去。”因此2人组被试不容易产生假设结果比现实结果理想的上行反事实思维。
而在1人组中，任务完成完全是个人独立思考和决策的结果；在4人、6人组中，由于时间等因素，上交的任务很可能只是其中某个或某两个、三个人的意见。因此这种情境下的被试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某些因素改变的话，结果会比现实结果理想。”因此1人组、4人组和6人组较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归因偏差理论表明：在对一件事作归因时，人们都有自利偏差的倾向，即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为内在因素，将失败归因为外在因素；将别人的成功归因为外在因素，失败归因为内在因素。还有在团体决策时，存在责任分散的现象，和个人单独决策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境不一样。这将指导我们可以在何种情况下更容易取得别人的合作和信任，在不同情况下该如何留住同伴，或让同伴重拾信心。
（二）反事实思维与决策趋向的相关关系的讨论
结果显示，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情境下，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即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越希望与人一起合作。这可能是因为反事实思维具有准备功能和情绪功能。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对现实结果的满意程度往往比较高，因而其在下一次决策时，也容易想到借鉴以往的经验，并吸取他人意见，所以倾向于选择与人合作。结果还表明，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这也与反事实思维的功能有关。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个体，往往对现实结果较为不满，而此时个体容易将结果归因于他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而倾向于个人决策。
再者，反事实思维可以用心理理论模型来解释，即人们在进行反事实思考时所出现的一些偏差，可以借助他们所建构的事实情境的模型来理解，因而反事实思维影响决策。在产生了上行或下行的反事实思维类型时，无论是趋向个人决策还是趋向团体决策，人们都是借助了所建构的事实情境的模型来理解。
（三）基于总体反事实思维倾向团体决策的讨论
Higgins在1997年提出了目标调节理论。他认为个体在其生活中会追求两种不同的目标：进取性目标和保守性目标。前者是追求积极的结果，而后者是避免消极结果。个体由于目标类型不同，其反事实思维的方向也会受到影响。一般来说，进取性目标类型的被试更渴望成功，更渴望所发生的事情比现状更美好，因此他们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
在本研究中，面对失败，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类型都倾向于上行团体假设。这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被试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希望结果比现实结果更理想。结合Higgins的目标调节理论，本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本实验所选用被试为小学生，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渴望成功，追求进取，因此他们的反事实思维类型都倾向于上行假设。这可以给教育工作者一个启示：那些看似成绩差、似乎离成功极为遥远的学生，其实在面对失败时，他们和成绩较好的学生一样，依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希望教育者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学生至今受“团结就是力量”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五、结论
1. 不同决策规模情境对不同年级学生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不同。2. 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情境下，下行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趋向团体决策得分呈高度正相关；在团体决策中，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得分和趋向个人决策得分呈现出了高度正相关。3. 不同年级被试团体决策趋向不同，其中五年级学生更容易倾向团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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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东北江中学，韶关，512026)
编辑 / 于 洪 杨 怡 终校 / 何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