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史学科学术出版状况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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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学术出版的繁荣。各出版机构依托自身的特色资源,紧扣时代主题,纷纷推出品牌学术系列图书。学术出版出现了品牌化、系列化趋势,带动了学术书籍出版的专业化、系统化,从而扩大了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笔者以2018年1月以来中国史专业的学术出版、学术文章发表及学术会议状况为例,围绕“丝路研究”“改革开放40年”“西南联大”三大出版主题,管中窥豹,以见中国史学学术出版和发展的现状。

丝路研究及出版的蓬勃发展

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的“一带一路”研究经历了5年的发展,可谓硕果累累。具体在中国史领域,充分体现在对“丝路”的研究方面,即包括陆丝,也包括海丝,都有大量成果面世。

一是关注丝绸之路早期文明。如《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增订本)》

(余太山著,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的“早期丝绸之路文献”主要是指,《穆天子传》《法显传》《洛阳伽蓝记》相关内容,以及伊西多尔的《帕提亚驿程志》和托勒密的《地理志》等;《丝绸之路史前史》(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著、梅维恒英文编译、李春长译,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气候、地理、环境变化、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知识,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强调一种互动关系。

二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集刊如雨后春笋般,一夜而出,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所编的《丝绸之路研究集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关注考古和艺术史领域的图像资料,倡导“以图证史”的研究方法;罗丰主编的《丝绸之路考古》(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介绍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和相关的学术著作书评为主要内容。

三是系列丛书,如余太山组织相关学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亚备要”系列和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丛书”。前者已出版20种左右,后者出版多达100余种。“欧亚备要”系列在2018年出版了徐文堪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该书是原版书的修订再版,作者在原版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界近年来的新进展做了系统介绍。而“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丛书”主要收人三类作品:国内专家学者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译介国外学术界关于内陆欧亚学高质量的研究著作;通俗读物。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欧亚备要”系列外,还推出了“丝瓷之路博览”系列,到目前为止也出版30余个品种,在2018年出版了赵现海的《十字路口的长城: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和张弛的《明月出天山:新疆天山走廊的考古与历史》。此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该系列丛书于2018年出版的有《清代华南帆船航运与经济交流》《海洋图书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众力向洋:明清月港社会人群与海洋社会》《东欧亚海域史列传》《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历程》等。该丛书凸显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洋文化的民间先行、官方顺应、和平包容、渐进提升的特征。

四是强调丝绸之路带来的文明互动性,如郑炳林编著的《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作为有关丝绸之路的基础性读物,引导读者进入丝绸之路历史画面,从历史角度展现丝绸之路各民族在此相互交流、融合、借鉴的互利合作关系;《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葛嶷、齐东方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有关丝绸之路的考古艺术品研究的图录,主要以西北五省区出土的宋以前的外来物品为研究对象,而两位主编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考古学教授,一位来自中国的考古学教授,这也说明了研究本身的中外互动性;孙英刚、何平所著《犍陀罗文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界理解中国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该书勾勒出犍陀罗文明在中外贸易、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史研究的回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中央到地方,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出版界也围绕这一主题,纷纷推出有关改革开放40周年的系列丛书。在中国史学界,学者对中国史学40年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

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编辑出版了“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专刊”,即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专刊的文章共分为六个时期,回顾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特定进程,展示了整个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水平。专刊的文章具体为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华南师范大学陈长琦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晓研究员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元史研究》,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综观这些文章,可知改革开放40年来,各断代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先秦史研究,在甲骨、金文、简帛等重要考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成绩突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亦然,也在新材料——简牍的发现与整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推动了相关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从实证研究开始走向综合叙事,并就核心议题与其提出时的理论关怀进行结合来反思学术史;宋遼夏金史研究领域,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新材料的发现和古籍整理工作成绩巨大,许多重要史事研究趋向精深化;元史研究,域外史料和蒙文、藏文史料的利用成为一大趋势;明清史研究,变迁与连续性问题、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从区域史到全球史都成为近年来的热议话题。

《中国史研究动态》除了推出纪念专刊以外,还陆续刊登了常建华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2018年第2期)》、刘文瑞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2018年第3期)、乔治忠教授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和魏明孔研究员撰写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述评》(2018年第5期)。

此外,赵梅春撰写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杨念群撰写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李治亭撰写了《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张海鹏撰写了《根深叶茂史苑繁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8月6日,第16版)。该文提纲挈领地描绘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发展总体上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新认识、世界史研究中的创新思考,并指出要努力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学术期刊纷纷登载相关总结性文章之外,学术界也以相关主题组织了学术研讨会。2018年7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2018年度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约30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该会议特别强调了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史学分析评价的研究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月8-9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了首届南开中国史前沿论坛,即“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前瞻”。该论坛围绕“中国史学走向的理论探索”“新史学视野下的专题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研”“微观研究的宏观思考”等主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从“中国社会的再定向与中国史学的再出发”切人,对改革开放40年的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西南联大情怀的再现

2018年正值西南联大正式建立80周年。当年的1月12日,致敬西南联大的电影《无问西东》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所讲的四个不同时代故事的主人公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特别是片中由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所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年代。影片的上映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西南联大热,这也反映在出版界。2018年,各大出版机构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图书,其中所打造的宣传语也是“比《无问西东》更生动详尽的联大往事”。

提起西南联大的往事,就不得不提及什么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全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组成。而三个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的日记、当时写的文章和回忆性文章成为出版的重点。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关西南联大的日记——《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该日记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情况。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担任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的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俞国林点校)。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处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各種工作,接触的人物众多,其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言自明。

此外,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我们要振作起来:张伯苓西南联大时期文选》及冯友兰所著《我与西南联大》。前书的内容包括张伯苓在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时的演讲稿、谈话录、书函等;后书是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时期的记忆。该年出版的有关西南联大的书籍还有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所著的《在西南联大》(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以及研究性论著《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李光荣著,中华书局出版)等。

2018年中国史学科的学术出版远不止上述这些作品,其内容所涉及范围和种类亦呈现碎片化状态,很难一一拾起,而“丝路研究”“改革开放40年”“西南联大”三大主题的出版物的大量出版正是在这一年中主旋律的背景下如春笋般涌现出来,较能代表年度出版作品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更是奠定了中国其他社会科学在未来向前发展的基础,也正是中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世界其他强国角逐的根本性基石。期待着未来主题出版踏着东风,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贡献其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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